励行计划 | 经典透析:《末代皇帝》折射出的西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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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简介: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由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执导的中国历史题材电影:《末代皇帝》。
电影名:《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
地区:中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
日期:1987-12-18
评分:★★★★☆
主演:尊龙,陈冲,邬君梅,彼德·奥图
故事要从1950年冬天开始讲起:清朝废帝溥仪,作为战犯被押回中国。火车抵达满洲里火车站后,溥仪尊严又一次受到打击,便溜进卫生间企图割腕自杀。一旁的中国战犯管理所所长发现情况有异,急敲卫生间的门并救下了他。敲门声使溥仪陷入了回忆。1908年的一个冬夜,清宫御林军队长敲开了醇亲王府的大门,按慈禧太后旨意把3 岁的溥仪接进宫中继承皇位。有名无实的帝王生涯结束后,不甘心的他投奔日本人,并在日本军阀扶持下成立满洲国。日本战败,他作为俘虏,在战犯管理所度过了十年光阴。被释放后,迟暮之年的他回到北京,成为了一个普通园丁,平凡地度过了最后的日子。影片最后,他以游客身份重游紫禁城,不免感慨万千。
毋庸置疑,这是一部值得称道的经典。不仅因为影片中有着别有深意的色彩搭配、精妙绝伦的光影设置和独具匠心的镜头语言,更因为作为一部西方影片,它难得地体现出一种对于东方历史人物的高度人文关怀。

《末代皇帝》少年溥仪
在这部影片已普遍享有极高赞誉的情况下,我们希望换个视角,客观地分析一下这部影片所反映的“西方视角之下的中国文化”。
在影片开始时,溥仪第一次进入故宫。首先出现的是一群待斩首的犯人在午门前游荡;画面景深处就是紫禁城的大门。贝托鲁奇让这扇门看起来金碧辉煌、仿佛有一束光从紫禁城的大门里映射出来,产生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的神秘感。

进入故宫,两侧是一群西藏的红衣喇嘛在为超度慈禧做准备…

这些画面未必符合当时中国历史图景。但是通过这些描述,贝托鲁奇成功地展示了一个神秘、处处与西方不同、甚至匪夷所思的东方。那么他的目的就达到了——虽然他曾声明自己先花了两三年的时间了解中国文化才最终下决心执导这部影片,但从客观上来说,他想展现的、以及最终展现出的并不是一个原汁原味的中国,而是一个符合西方想象的、富有异域风情的东方古国。
影片角色设计:

第二次,溥仪的生身母亲去世,他想要出宫探望。然而宫门的守卫却在他面前关上了厚重的宫门。悲愤又无奈的溥仪绝望地把自己心爱的老鼠摔死在了宫门上;

第三次,刚生产过的的皇后婉容被日本人强行送走“休养”。溥仪飞快地冲下楼追至门前,却再一次被铁门挡住了去路。

他似乎总是逃不过被控制、被约束的命运,在任何一种时代场景下都不能获得人性的真正自由。他的命运始终在失意、奔波和屈辱的动荡中飘摇。所以溥仪的性格也一直被沉重的社会阴影深深笼罩着。他的身上永远弥漫着一种无法言说的忧郁和痛苦。

溥仪的这种形象实际折射出某种西方审美的“移情”。在描绘欧洲封建王权最甚的巴洛克时代的历史剧舞台上,我们往往能看见一种存在于腐朽专横的国王与敏感忧郁的王子之间的明显对立。我们可以合理猜测,贝托鲁奇一定程度上受到过这种始于意大利的西方文化的熏陶,并无意识地将这两种文化特质在溥仪身上合二为一了。在西方人对东方的专制想象的基础上,这种结合对于展示历史的美感是十分必要的手段。因为他们认为,在原本的东方世界里,忧郁泯灭在残暴、专横和乖戾的封建帝制之下,这使得东方的历史因缺乏了悲剧所必须的忧郁元素而成为没有梦幻的寂静长夜、缺乏美感。

所以,按照西方文化的审美,溥仪的身上应该被人为地添加上一些忧郁的影子。于是溥仪被塑造成一位成长于专制皇权下的、却有着一双忧郁的眼睛的“王子”,拥有超脱出专制的目光和向往自由的意识。例如,年幼的溥仪在登基大典上不耐烦地站到龙椅上抖动袖子,孩子气地在庄重的典礼上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溥仪从跪伏着的群臣中间走过,却能注意到蝈蝈的叫声;

少年溥仪让众太监与他进行“隔幕摸人”的游戏。他身居高高在上的皇位太久,渴望与他人亲密接触;

溥仪希望能去英国留学,并希望能自己选择一位通晓外语、会跳快步舞的妻子……

但随着畸形的权力制度慢慢将他同化,他终于也成为一个患得患失的皇权拥趸。日本特工川岛芳子的挑唆轻易勾起了他对过往特权的回忆和渴望,于是他选择性忽视了自己即将沦为日本人的傀儡的现实,还是选择去满洲里实现他“复辟帝国”的“伟业”。

溥仪忧郁气质的不断解构和重组构成贯穿影片情节的重要线索。这一线索进一步加深了《末代皇帝》故事的悲剧性,使其成为了一部非常符合西方审美的影视作品。第二重西方视角的叠加则表现为影片对于东方文化的“他者化”——即按照西方的想象构建东方文化,体现西方优越东方落后的观点:“只有西方先进国家和民族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和楷模”。
电影中体现的西方文化的优越感十分明显。和许多西方人描写东方的影片一样,在《末代皇帝》中,西方也被描述为东方的老师、有拯救东方的能力和责任。其中,西方文化的典型就是溥仪的老师庄士敦先生。

电影中,是庄士敦送自行车给溥仪 (西方拯救东方摆脱落后);

是庄士敦给溥仪争取到了眼镜(开阔了东方的眼界);

当溥仪孤独无助地坐在故宫的墙头时,太监们束手无策, 而庄士敦却能挽救小皇帝于危险之中 (带领东方走出危险)……

中国的无力完全暴露在西方面前、西方一次次拯救中国走出深渊,而这种“拯救”又似乎接近于一种西方施加给东方的“强权”。

为什么贝托鲁奇镜头下的中国人无法自救?
为什么中国自我意识的觉醒不能更多依赖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中国故事”:
由于东西文化的固有差异,来自西方的导演尽管尽力逃脱古老的意识形态机器,却最终仍难免落入对中国和东方文明的古老认识窠臼——把东方看作是表,而把西方视为本。这使影片不由自主地被掺杂了对东方中国的想象化成分。



所以,为了争取中国的历史和人物能得到更加原汁原味的解读,我们需要更多优秀的本土电影,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去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正如导演汤晓丹所说:“我不敢断言拍出来的片子一定比他们好,但是,我想中国电影艺术家们自己拍的《末代皇帝》,会另有一种风格能与他们比高低。"

【图】来自网络,侵删致歉
【文】本期主编:庞天行